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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十年大事件

发布时间:2019-08-23 21:49:02 编辑:笔名

核心提示:比如孙志刚事件中的公民上书、乌坎事件中的村民维权,前者迅速换来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后者也最终以民主的方式,化解了村内的腐败危机。

200 201 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持续推进,10年来,中国民主的发展路线图,通过一个个事件勾画出来。

自下而上 的 倒逼 ,自然是路线图中目的最明确,也最为激烈的一条。比如孙志刚事件中的公民上书、乌坎事件中的村民维权,前者迅速换来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后者也最终以民主的方式,化解了村内的腐败危机。

而 自上而下 的改革,尽管缓慢、温和,但依旧是10年里的主流。我们能看到私产保护、人权保障入宪,也能看到公推公选、公推票决风靡全国;10年里,全国人大系统,主动建立了备案审查室及其审查程序,也及时修订了常委会议事规则;而国务院,也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当然,倘若能 上下合力 ,事情自然容易办得有声有色。比如,公民希望就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发表观点,恰逢权力机关又组织了一场个税起征点的立法听证会,最终,上下合力,个税起征点调高。

此后,我们能见到立法征求民意逐渐常态化,而每次立法时,民意的充分表达,立法机关充分吸收民意,也成为 上下合力 的典型例证。

不过, 上与下 的组合方式,其实都是形式,关键还在于双方各自的民主意识觉醒与壮大。比如,政府突破重重阻力,努力做利国利民之大事;公民积极参与,让大事朝着利国利民方向前行。

而这些,显然在10年间,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能看到:主动公开信息的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公民上书建言建议,次数越来越多,频率也是越来越密集。

民主是一连串事件点滴汇集而成。历数10年民主,无法不回顾10年间点点滴滴,但又不能完全停留于细枝末节。本报为此摘取10年间民主10件事,并以编辑部点评的形式,指出其所蕴含的民主意义。

公民上书风起云涌

200 年 月17日,一名在广州谋生的年轻人,在街上被警方带走, 天后死于收容人员救助站。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导致他被收容的直接原因是,刚来广州20多天的他, 还没办理暂住证 。

这名年轻人叫孙志刚,湖北黄冈人,是一名学美术的大学生。

根据报道,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舆论抨击。当年5月14日,俞江、腾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

5月2 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五位著名学者,又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建议书。

此后,决策者从善如流,多方于是形成合力。仅仅过了 个月,温家宝总理就签署国务院令,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收容所亦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事后,有打工者赶到孙志刚老家的墓前祭奠,他们说:孙志刚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点评:

公民上书,源于立法法第90条。该条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但这一条款,在立法法颁布后的 年时间里,极少用到。直到孙志刚案件发生,而该案也无疑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 奇迹 :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终止了一部屡被诟病的法规,也开启了公民上书风起云涌的时代。

不过,公民上书尽管渐次增多,但往往成效缓慢。有学者就指出,没有制度化约束的上书,权力部门会天然地具有傲慢与偏见,此时的公民上书,其实顶多只能引起媒体的热炒,其结果往往是 墙内开花墙外香 。

而至于如何建构制度化约束的公民上书制度,或者说,公民上书制度何时能细化,还有待制定出相应的日程表。

私产保护、人权保障入宪

2004年 月14日,对许多法学专家来说,期待已久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经过投票表决,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正案亮点,包括私产保护与人权保障入宪。

当时,已是连续 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永好,对于私产保护入宪,有着发自内心的愉悦:这位靠卖 猪饲料 发迹的富豪,不用再担心挨批 私企岂敢收购国企 了。

而 人权 一词,自其从舶来中国到写入宪法,已历经百年沧桑。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9个字,还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而执政党提出的 执政为民 、 以人为本 的方针,正在将人权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

点评:

民主的实质,除了多元,也包括 限政 ,即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而个人权利中,私产保护与人权保障,最为重要。

综观中国历次修宪,其实多数都是在财产权、人权上做文章。只不过,此前多数是对二者的模糊表达,如今已是明确写入宪法。可以说,宪法表述的变迁史,恰也是中国对个人权利越发注重保护的变迁史。

私产保护、人权保障的入宪,是多方呼吁的结果。此前长时间里对二者的 傲慢与偏见 ,终于一朝得以摒弃。

而今,我们常常可见公民在遭遇拆迁时,手持法律条文维权,或也得益于此。如果说在此之前,有人提出 宪法离我们有多远 的问题,还称得上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在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宪法正日益走进人们的生活。

只是,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权,并非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解决,它更需要一个由各种法律、法规构成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实施。而后者,依旧有待于不断博弈。

立法首度听证

2005年9月27日,具有不同行业背景、收入各异、甚至操着不同地方口音的20名公众代表,聚集北京,就个税起征点究竟应该是多少钱,发表意见。

这次听证会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这20名代表,是从近5000名报名者中遴选出来的。

主持听证会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对此解释说,听证会的本意,就是要让不同的观点,在听证会上尽可能地得到反映。他说,在常委会审议法律案过程中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一天的听证会,最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也没有总结。大会的另一位主持人刘积斌说,代表们的发言,将会形成听证报告,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为立法时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这次听证会后,法律草案原本拟定的1500元个税起征点,进一步调高至1600元,而这,也使 民主税政 初露曙光,成为立法民主化的标志性事件。

点评:

立法法将听证制度引入立法程序,难能可贵。不过,对于立法听证应当如何搞,法律未作详细规定。

而此次个税起征点的听证,正是立法听证的首度实践。立法听证,除了能征集和汲取到比座谈会、论证会更广泛、全面、完整的意见外,听证本身,也是民主的最好演练。

不过,或许是因为此后立法征求民意制度的常态化,立法听证制度,不再常见。这或也因立法法论及立法听证时,只有简单的一句 法律案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至于哪些法律案必须听证、哪些不必听证,并无细说。

但毕竟有了这开创性的第一次。而且,此后我们也常能在地方立法层面,看到立法听证频频上演。

我们呼吁更多的立法听证,不仅仅是多听有助于决策的正确,更因为民众通过参与立法听证会,获得民主训练的次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网络问政直通中南海

2010年9月8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其首页推出 直通中南海 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

此举,意味着4.2亿中国网民在理论上可以通过 直通中南海 ,给包括胡锦涛在内的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留言。留言板开通5天,网民给胡锦涛的留言就超过25000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留言,则超过18000条,被认为是为民意上达提供了快捷通道。

这一波随之而来的网络问政高潮,引发了诸多猜想, 通与不通 、 回复与不回复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 直通车 本身的微妙变化以及推动者的低调,也给问政新措增添了不确定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此举值得肯定, 这说明中共能够重视民众的参与诉求,而不是回避或漠视 。

网络问政并非 直通中南海 留言板开板后,才有之事。

早在2008年,胡锦涛就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沟通与直接交流,被认为开启了中国网络问政的先河。

随后,温家宝总理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的全国两会前夕,两次与网友在线交流。而地方层面的网络问政,其实发迹更早。

早在2007年6月, 主政重庆时,就公布了个人电子邮箱,向全球网友征集建设 新特区 的意见,并两次约见提意见的网民,20多次以个人名义回复提意见的网民。尤其是由 主导的2007年重庆统筹城乡实验区建设网络 问计求策 活动获得巨大成功,被重庆网民誉为 2007年重庆最具有轰动效应的网络事件 。

点评:

作为一种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便捷渠道,网络问政与传统的公民参政的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交互性、隐匿性以及双向传播性等特点,使得普通个人能够轻松获取在传统媒体背景下无法得到的海量信息,打破了社会精英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彻底逆转了在信息占有上不对等的情况。

网络问政,也没理由不为各级政府部门所重视。一方面,政府及其官员通过网络这一平台,了解民情、集中民智,即所谓 问计于民 ,以保障和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网民通过网络向政府及其官员表达利益诉求,建言献策,即所谓 问事于政府 ,以体现和维护公民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以及监督权。

不过,亦有学者指出,网络问政,仍有可能 形式大于内容 。学者汪玉凯就表示,这几年,社会矛盾的尖锐,使得网民诉求意识越来越强烈, 高层要在关键问题上动真格,给老百姓信心。留言板的作用,不能仅限于了解社情民意,要有实际举措。

农民工代表亮相全国两会

2008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位农民工代表的身影,映入人们眼帘。

人分别是朱雪芹、康厚明以及胡小燕。新华网的报道称,他们是中国首批农民工代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队伍,从此在中国全国人大中,有了最直接的政治代言人。

在当年,中国约有1.5亿农民工。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新型劳动大军。与此同时,他们也期待胡小燕等人,能把这一群体的意见、建议、愿望和要求,更充分地传达到国家神圣的最高议事殿堂中去。

0年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的当选,反映出党和政府已肯定了他们的特殊作用。

长期从事中国民主政治研究的学者房宁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农民工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对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认可。

点评:

改革开放 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的多元化催生了公共表达需求的多元化。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优化人大代表结构,增加基层代表比例,使每个社会阶层,都能拥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成为各界的共同愿望。

从当时确认的新代表名单可以看出,同十届人大代表构成相比,十一届全国人大增加农民工群体代表的同时,一线工人代表,也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则增加了70%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 官员代表 的比例锐减:省级政府官员代表比例减少了三分之一。

增加基层代表比例的做法,一直延续了下来。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仍旧有文件指出,下届代表中的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将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将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将有所降低。

政府信息公开步步深入

2008年的 五一 黄金周一过,上海律师严义明就忙活开了。

他辗转合肥、阜阳、郑州三地,向安徽省卫生厅、阜阳市政府以及河南省环保局,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在安徽省卫生厅,他提出的要求是,公布阜阳手足口病疫情未及时公开的原因。

同一时间,北京的陈育华从昌平郊区赶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公开养犬管理费用使用情况。

向政府要信息的 游戏 ,开始了。除了向政府要疫情信息、管理费用使用情况,更多的公民,选择要求政府公开 三公 信息、公开预决算细节。

无论是严义明,还是陈育华,无论是要求公开疫情,还是要求公开 三公 信息,这一系列举动的底气,都来自于2008年5月1日,在中国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这部条例,给了各级政府部门很大压力。事实上,在条例实施之前,各级政府就已经感受到压力了,因为按照国办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2008年 月底之前,完成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

学界也给予条例极高评价:一是,它为公众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二是,政府的政务公开,有了法律依据;三是,它也为构建阳光政府,提供了重要基础。

点评:

民主的第一步,或许还不仅是给人说话的权利,更可能是给人知情的权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无疑就在给人以知情权。而条例本身,又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生态。以往更多的自上而下,将会变为更多的双向互动。

当然,互动的未来设想,无法一夜之间就能实现。仅仅在条例实施后两个月,就有媒体发现,全国各地的 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 ,纷纷遭遇了信息不公开、诉讼不立案的尴尬。

这其中, 信息不存在 、 属于内部信息 、 影响社会稳定 ,成了不少政府部门,在新法实施两月以来,推托信息公开的最常用理由。不少官员,甚至开始咨询学界,如何在技术上更好地规避一些不利信息的传播。

但毕竟这一步迈了出去,而各级政府部门,也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一些政府部门,也开始因为信息不公开,更多地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22年首度修改

按照惯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将开6次会议,会期,往往只有短短的不到一周时间。这意味着,议程将非常满。而列入议程的每一项,都可能涉及1 亿人口泱泱大国的未来。

也正因此,会议开成什么样,直接关系到议政的民主、高效,极具挑战性。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事规则,愈发受到高层的关注重视,而最高权力机关抽打民主这只陀螺的技巧,也愈发娴熟。但显然,要让陀螺转得更稳、更快,还需要更多的技术细节来支撑。

2009年时,有关开会的技术细节,得以补充。这便是2009年4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常委会新议事规则。

新议事规则,增加了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的召集和主持的内容,增加了批准决算和预算调整方案、批准条约和协定的议案的审议程序,甚至细节到连发言规则和发言时间,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点评:

这是施行了20多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首次得到修改。 从细节完善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新华社的通讯,如此评价这次修法。

而今,我们能越来越多地观测到这些修改的 实战意义 :2012年全国两会分组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参加人代会山东团第五小组谈论时,正好赶上小组会议召集人、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发言。

张说, 副总理来听取小组讨论,与我们共商国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备受鼓舞,深感振奋,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 话未说完, 就说,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的, 我建议地方官员,不要在会议上汇报成绩,而要多提建议。

当然,限于国情因素,一些原本应做改进的地方,比如,设置旁听席、允许群众参加旁听,最终没能得以修改入法。

这次为什么没有在议事规则中把它完全肯定下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许安标说,主要还是条件问题,常委会组成人员175名,加上列席的专委会人员、各省区市负责同志和人大代表,人数比较多,场地容量有限。许安标称,待将来条件成熟后,才能对公众旁听制度再做规定。

公推票决市委书记

2011年4月18日,江苏省无锡、南通、宿迁三市新任市委书记陆续到任。这三人,成了江苏首次通过公推票决产生的省辖市市委书记。

早在2004年1月,江苏沛县、金坛两地同时 公推公选 了县市长人选。之后,公推公选使用范围逐年扩大。

本次 公推票决 ,进一步提升到了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层面。程序也进一步完善,包括两轮推荐、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

公推票决 ,发生在如此关键性的岗位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更令这次做法显得意义不同的是,其发生的特殊时间节点:2011年,堪称江苏四级党委换届之年,需要集中调整的市委书记、市长人选很多。

点评:

地方对公推的探索,在上世纪80年代时,就曾有过。

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后, 公推公选 在各地逐步推行,成为地方政治中引人注目的内容。中共十七大后,通过 公推公选 这一方式选拔的干部,从数量、范围和职位重要性上都向更高层次迈进。

2010年出台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中,更明确提出, 扩大提名环节的民主和监督 、 鼓励多渠道推荐干部 。至此, 公推公选 在江苏乃至全国,渐成常态,包括北京、浙江、湖南、江苏、江西、深圳等10多个省市,均面向社会公开选拔较高级别官员。

而江苏省此次公推票决,则提升到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层面,并经过两轮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三个程序。相对此前常规的市委书记人选决策制度,这一试验,有了很大改进:第一轮推荐,大有 海选 的意味;第二轮淘汰了若干人选;最终的人选,又是由投票决定。也因此,选票在整个公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无疑,这样的试验,增加了高级别干部任命的民主成分。期待未来公推票决范围更广,级别逐步升高。

乌坎事件

根据新华网的报道,2011年9月,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的村民们,来到陆丰市政府,反映土地侵占、村委换届选举不公等问题。

此后,事态进一步扩大。对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和汕尾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走访了乌坎村,指出村民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

广东省工作组在乌坎村委会通报,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无效,将尽快组织开展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在广东省政府工作组介入、村民的合理诉求得到承认和重视后,乌坎村通过村民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村民代表,并成功选举了7个村民小组的组长,之后又以同样方式,选出了村委会成员与村民小组代表各7人。

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乌坎事件其实质,是因集体土地在村民不知情情况下被贩卖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乌坎事件,最终以民主的方式化解,乌坎村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点评:

乌坎事件也再次验证了:民主和监督是防治腐败的有力武器。乌坎发生的村官腐败,主要原因是民主与监督的缺失。换来的教训是,必须以充分保障村民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为核心,扎实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和民主政治建设。

而对于什么样的村务管理才叫民主,评论认为,首先要搭建民主理事平台,扩大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其次要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民主评议、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确保农村基层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

城乡选举实现 同票同权

2010年 月14日上午9时12分,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的2909名代表投下神圣一票,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

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选举,首次实现了 同票同权 。 这一修改,意味着农村人口在选举及政治权利的实现上,向平等原则迈出了一大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说。

自195 年以来,我国农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经历了从8比1到4比1的变迁。但4比1这个阶段,一直延续至2010年。

有人曾将此形象地称为是 四个农民等于一个城里人 。直到此次新修改的选举法出台,才第一次将这一比例规定为1比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闭幕会上表示,会议作出的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更好地体现了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的原则,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点评: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选举制度的日渐完善,是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重要窗口。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认为,最初,城乡选举人大代表按8∶1的比例选举,是从当时的现实状况出发,是合理的。

普遍平等,在那个时候不可能。 许崇德回忆,当时我们国家农民占80%以上,如果城乡按相同比例选代表,那人民代表大会就成了农民大会。

而今,改变逐步发生,源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的比例为45.7%对54. %。这些,都为我国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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